一邊人滿為患，另一邊荒草萋萋--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市中心開發北路萬通源巷內一墻之隔的這兩種場景，已持續數年。墻的西側是一所民辦學校--朔州市實驗學校（下稱“實驗學校”），東側是早前規劃為“學校操場和附近居民休閑綠地”的政府存量土地（指現有城鄉建設用地范圍內的閑置未利用土地和利用不充分、不合理、產出低的土地）。
在實驗學校給《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提供的多份“政府紀要”與“領導批示”中，均確認了“操場”的規劃。從2002年起，為了讓這塊“操場”落地，實驗學校使盡渾身解數，但操場依舊是“紙上畫餅”,應被用于“操場”建設的27畝土地至今仍被個人占用漁利。
3月24日，《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前往山西朔州調查采訪。
一所民辦學校的“操場煩惱”
在席昶銘擔任實驗學校校長的10年里，這所排名“全市前三，民辦第一”的“民辦公助”學校，一直為操場困擾。
資料顯示，創建于2002年的實驗學校，成立之初的校名是“市三小”,是當年朔州市委、市政府為市民辦的40件實事之一，也是當年該市確定的兩所市直屬“民辦公助”學校之一。學校集幼兒園、小學、初中為一體，高峰期全校學生一度達到5000余人。
3月25日上午10時，《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在實驗學校看到，這所由一棟教學樓、一棟宿舍樓，還有一個幼兒園組成的學校，除了兩個破舊的籃球架，沒有其他任何體育設施。而參加課間操鍛煉的學生擠滿了教學樓前的空地，黑壓壓的一片。
“現在有3600多名學生。出操的是其中一半，另一半還在教室里。”席昶銘指著學生隊列嘆氣，“課間操只能分兩撥上，周一、三、五單數年級，周二、四雙數年級。”
2005年之前，為了向校外要鍛煉“空間”,該校曾組織學生到校外馬路晨跑。但在山西沁源“11·14”特大交通事故（編者注：2005年11月14日，沁源縣第二中學組織學生在公路上跑操，導致20名學生和1名教師被大貨車碾軋遇難）發生后，校外跑步被緊急叫停。
席昶銘坦言：“場地太小，每日晨跑也得分三撥，只能在院子里繞小圈。球類運動更是沒有辦法開展。”此外，國家要求的“每日一小時”體育活動，該校也分為小學低段、高段、初中三撥進行。活動項目以立定跳遠、仰臥起坐、俯臥撐等原地活動為主。
朔城區沙塄河鄉的戴姓學生家長滿腹怨言，“現在孩子們正在長身體，不能只關在教室里死學習。況且中考還有50分的體育成績。不給學生提供運動鍛煉場所與設施，就是學校的不負責任。”
其實，由于建校初期學生數量“井噴”,該校操場在2002年就遭遇“僧多粥少”的尷尬。為此，該校當年便向市政府請示，并引起了政府有關領導的重視，解決方案也在不久之后出爐。
解決方案在2002年7月17日的朔州市政府市長辦公會議紀要中有記載：由梅金山（時任常務副市長）、史贊彪副市長（時任主管教育的副市長）協調，研究將市三小東墻外政府已征回的朔州市建筑總公司土地留作綠地，由市三小綠化做操場和附近居民的休閑綠地使用。
同年8月8日，朔州市政府第46次常務會議召開，常務會議紀要進一步明確：市三小東墻外市建總公司約27畝已征土地不能再搞建設，只能留作綠地，其功能定位為市三小學生和居民的活動場所，產權歸市政府。市政府負責聘請設計人員搞好設計，市三小負責施工和日常管理工作。設計、施工和管理等費用由市三小解決。
朔州市政府做出這一決定的2002年，恰逢全國開始試行《學生體質健康標準》。同年年底，大力扶持社會辦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頒布。
這一年，實驗學校信心滿滿，設想之后每年要舉辦一場校園運動會，但該校至今沒有舉辦過一場運動會。
領導數次批示，“政府紀要”緣何落空？
始料不及的是，從2002年起，這份“政府紀要”的落實一拖就是13年。
13年里，實驗學校當年的一年級學生已考入大學。其間，朔州市先后更換了6位市委書記、5位市長，如今分管教育的副市長也已是第5任，教育局長也換過一任。
在實驗學校提供給《中國經濟周刊》記者的資料中，記者看到時任朔州市委書記閻沁生就此事曾先后兩次批示。
2004年5月8日，在實驗學校給朔州市委、市政府的《關于修建校東綠地的請示》中，閻沁生批示：請梅市長（指時任常務副市長梅金山）按常務會精神落實。
2006年1月15日，閻沁生再次批示：本報告請政府認真考慮。一是常務會議有紀要；二是沁源事故要引以為戒；三是于省長（指時任山西省省長于幼軍）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一千個操場建設任務。無論如何該校操場2006年要解決。
上述批示一個月后，閻沁生調離朔州市，前往山西省政協任職。“操場2006年要解決”再無下文。
5年后，機會重現。由于實驗學校的不懈努力，時任朔州市市長馮改朵于2011年8月1日做出批示：請貴平市長（指時任分管教育的副市長王貴平）安排教育行政部門到現場拿個意見，落實好紀要精神，學生鍛煉場地事關孩子們的健康，我們要關注。
僅僅過了3個月，馮改朵奉調到山西省監察廳履職。批示再次“泥牛入海”,“政府紀要”的落實自此“停擺”.
當地多位知情人士因此將“紀要”難以落實歸因于“領導更迭頻繁”.
但實驗學校一直認為，“操場”得不到解決很大程度上與朔州市教育局不作為直接相關。在給《中國經濟周刊》記者的材料中，實驗學校直指“市教育局13年沒有一次向市政府上報，因此進入不了市政府的落實程序”.
而朔州市教育局局長元千子并不認同以上說法，他反問道，“如果教育局不受理、不上報，怎么能上了政府常務會議？怎么會有領導們的批示？”
記者找到了元千子在2007年4月20日、2013年8月10日和2014年12月10日做過批示的三份實驗學校請示。批示意見相近，大意為：老問題，一直沒有落實，請分管領導閱示。
過去13年中，雖然多次與實驗學校負責人商討“操場”事宜，也深知“會議紀要依然有效”,但元千子稱并不清楚“卡殼”的原因。
由于學校不能越過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給市委、市政府打報告，今年初，實驗學校提出由朔州市教育局以紅頭文件的形式上報市政府，可元千子認為不能發文，市政府常務會議紀要中已經對此事作出安排，教育局再打報告并不合適，而且“不符合中央解決‘文山會海’的精神”.
朔州市教育局一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員分析，可能原來實驗學校是想要這塊地，一直拖著沒實施。但現在領導換得快，土地出讓的程序也規范了，所以想按原來的方案實施就非常困難。
“政府不聘請設計人員設計，沒有設計圖紙、方案，況且地也被人占著，我們如何去施工？！”席昶銘認為校方拖著沒實施的說法講不通。
而如今主管教育的副市長韓文讓一度質疑實驗學校隱瞞情況，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韓文讓表示：“十幾年該做的事不做，現在我剛上來就提出這個事。我也不清楚辦不了的原因，就他們（指學校負責人）自己了解，但問不出來。”
雖然分管教育已近一年時間，韓文讓還是搞不清楚“紀要”因何懸而不決。
“你比如現在會議紀要出來后，涉及到教育、地震方面的事，我馬上就辦了，那就是我的事。提交會議我不簽字就上不了會。那我問一下，原來的副市長為什么上了會不承辦？”韓文讓毫不諱言。
誰的土地？
野草瘋長、雜物堆砌、路面坑洼--這就是位于朔州市中心、被政府規劃為“市三小學生和居民活動場所”地塊的現狀。
從實驗學校東行約300米，這塊占地27畝的政府存量土地被一人高的圍墻圈起。圍墻外，西北角的一塊空地停放著幾輛客運大巴，周邊有簡易的圍欄和看護人住處。圍墻內的院落，除了小狗、失聰的看門老人，就是幾間活動板房和廢棄雜物。
記者以開辦蒙古包餐廳想租賃空地為由，向看門人索要到該空地“所有人”--市建總公司法人趙珍的電話。市建總公司原為國有企業，在經過改制后已為趙珍個人所有。
趙珍在電話中表示，外面的停車場是出租給朋友的，每年還要給10多萬的費用，院子每年租金至少30萬元。
當記者提出土地所有權的問題時，趙珍信誓旦旦，“地是我的，要不早被別人占了。因為單位2001年就改制了，地給了我，現在是我說了算。”
但趙珍的說法并未得到有關部門的認可。朔州市修編總體規劃的文本剛剛編制完成，控制性詳細規劃尚未編制，但朔州市規劃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長尚興陽表示，“不清楚原來總體規劃里這塊地的情況，但綠化用地應該沒有變化。”
在朔州市國土資源局執法監察支隊，祝端亮支隊長隱約記得支隊曾在上述地塊執過法。“接到電話舉報，過去拆了市建總公司的一些工棚，因為沒有土地手續。后來政府從中協調，最后怎么處理的也不清楚。再沒參與。”祝端亮說。
到執法監察支隊工作前，祝端亮在土地交易所工作，有拍賣師資格，并一直參與土地拍賣。他的印象中，上述地塊應該沒有出讓，還是政府存量土地。
記者在前述2002年的兩份“紀要”中也查到了相關內容：市三小東墻外市建總公司約27畝已征土地不能再搞建設，只能留作綠地……同意以部分露天礦應分攤公共土地和開發區土地兌換形式給市建總公司補償。
按照紀要精神，已征的27畝土地屬于政府存量土地并無疑議，且土地性質只能為綠地，功能定位為市三小學生和居民的活動場所。那么市建總公司占用該地塊有何法律依據？
當記者通過短信表明身份，再次與趙珍聯系時，對方已不再接聽電話。采訪短信也沒有回復。
“優先發展教育”能否為民校解困？
在朔州市規劃局副局長尚興陽看來，如果前些年實施“政府紀要”中的“操場”規劃，簡單而順理成章。但現在程序非常規范，必須先通過劃撥或“招拍掛”把土地手續辦妥，然后才能為項目單位出規劃許可。
但也并非毫無辦法。尚興陽為“操場”支招，“現在地是政府的，必須先把土地劃撥給項目單位，比如園林局。然后由園林局來實施，這樣就能理順手續。”
元千子也認同這一方案，因為政府的土地不能劃撥給民辦學校，但可以劃給園林局，由園林局與學校協商如何建設，給學校留出通行的門。
“關于實驗學校‘操場’的事，這幾年我與國土、規劃部門探討過無數次。市里也是‘幾拿幾放 ,主要是程序嚴格了。但朔州市委、市政府重視教育的初衷不會變。”元千子表示。
2014年4月16日，朔州市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七次會議召開，時任代市長的李海淵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優先發展教育”.在去年教師節到來之際，已經“轉正”任市長的李海淵再次提出要“優先發展教育”,要求各級黨委、政府要把教育作為各項工作的重中之重，經常研究解決教育工作中面臨的困難和問題。
席昶銘坦陳，新一屆政府如此重視教育，希望實驗學校“操場”一事能引起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的關注。
“政府紀要”蹉跎的13年，正是國家層面加大青少年體育鍛煉政策力度的黃金時期。中共中央、國務院在2007年5月7日下發了《關于加強青少年體育增強青少年體質的意見》。這份文件被視作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學校體育史上規格最高的文件。
2014年7月28日，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在全國學校體育工作座談會上提出，要加強場地設施建設，把學校體育場地建設和設施器材配備納入新一輪“全面改善貧困地區義務教育薄弱學校基本辦學條件”工程中，加大支持力度，統籌體育資源，滿足學生體育課和課外鍛煉需求。
2月27日，當看到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10次會議上提出“校園足球”的新聞，席昶銘有些心酸。按照規劃，全國計劃用3年時間，把校園足球定點學校由目前的5000余所擴展到2萬所。
“足球場更不敢奢望，只要政府能解決原來許諾給學生的操場，就心滿意足了！”席昶銘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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